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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你这么不听我的话,其实是对我的这个身份对这个体制的不尊重,你在挑战我的权威,要好好镇压他们。到了第二天,这些饰演囚犯的学生就已经开始想策划叛乱,然后又被更残酷的镇压跟羞辱。这就让我马上想起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见到一些有微小权力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城管,他为什么有时候会变得那么凶暴,这并不表示他平时不是一个好爸爸,不是一个好亲戚好邻居,他可能也是。
但是只是在穿上制服在某个情景之中,他觉得任何一点对他的稍微的言语的冒犯,对他的说法不同意的东西,他都会火冒三丈,他就会觉得你这是在挑战我跟我背后体制的权威。他把他自己这个“我”投射的太大,他也把这个体制延伸的太长到自己的身子上了。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最怪异的是连外面来的人都居然能够慢慢适应这个监狱的情景,比方说这里面他们来安排一个,装模装样做样的安排了一个上诉委员会。就是说这些囚犯如果对我们这个监狱有什么安排不当的地方感到不满的话,你可以提出申诉。然后在这个上诉委员会里面有一个囚犯,被其他的囚犯推举为代表,他居然在当时的日记里面记录什么,他说他很高兴,很骄傲,居然被我的同伴推举我为犯人代表。他似乎开始很认真的觉得自己真是个犯人,而且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能够得到狱友们支持的犯人。
后来还有一天安排了家长、亲友会见日,那儿这就已经到了礼拜二的事,就是第三天,就有些父母可以被安排进来探望自己的子女。在这个探望过程里面太有意思了,你们知道美国人亲子一见面就有自然的拥抱,但在这个环境底下有一些父母居然看看守在旁边的那些狱卒说,我可以跟我的孩子握手吗?居然去跟孩子握手。
然后双方非常不自然的说话,而且在说话的过程里面,每次说到监狱对他们待遇并不太好的时候,这些狱警就在旁边“嗯”,走来走去,中断他们说话。而有趣的是连外头进来这些家长父母也都居然不敢吭声,不敢反对,似乎很多人都很快的进入了这一个场景里面。
只有少数几个犯人,比如说5486,他是拒绝投入的,他拒绝假装这是真正的监狱,他每次在说话的时候,他都强调这是个实验室,但是后来很快的,因为狱警的加强压迫,他也很快投入反叛行动。当他投入反叛行动的时候,他就跟他其他的一些想要造反的狱友们就一起被残酷的镇压,他就开始逐渐的相信自己果然是个囚犯。
例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叫416的犯人,他用绝食来抗议对他越来越残暴的那些家伙,那些家伙呢就用百般的性羞辱的方法来对待他。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这位教授他就说到后来美国在伊拉克那些恐怖的监狱里面虐待囚犯是怎么回事,完全在这个实验里面就能够找到端倪。你很自然的会想性羞辱那些人,要他们脱裤子,要他们假装互相鸡奸。
然后这些在这个实验过程里面,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连我们这位狱长,装作典狱长的这个教授,这个教授是有名的左翼教授,反战,搞越战大游行,学生们都很爱他,和蔼可亲,直到今天还老在抗议美军的种种暴行。但是当时他假装典狱长的时候,他完全无视这整个局面的变化,他不晓得这三四天里面已经发生一些超出控制的事情。
他非常投入他开始恨这里面某些的囚犯,觉得他们太不合作,太不听话,他开始注意有些狱警表现的相当好,非常凶悍,虽然好像有点太凶了,太过分了,但是他就想法设法的不让那些想离开这个实验的学生离开这座假装的监狱。然后这里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最后当整个实验中断之后,这里面其中一个饰演狱卒的学生叫博登,他的日记说,当菲利浦向我透露实验将有结束时我高兴级了,但也震惊的发现,其他狱卒非常失望,不只因为我们原来要得到的实验研究的薪水减少,而且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他们似乎很享受那个过程。
然后呢,另外一个作风强硬的狱卒阿内特,他说两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第一个是对犯人沉浸在角色中的观察,留下来的犯人说,如果他们可以被释放的话,他们就愿意放弃他们的酬劳,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感想是,犯人在后来的会议里面,就是大家已经结束了这个实验,互相交流的时候,这些犯人仍然很痛恨不可相信这些狱卒。
因为他觉得他们真是坏蛋,但是问题是他们就说我们其实不是坏蛋,我们只是很普通的学生,甚至这些学生里面有一些平常非常可爱,人缘非常好的学生,这时候也变化很凶悍。

我们一般人在看到一些惨案发生的时候,在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残酷的屠杀事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变成那样的坏蛋和凶手,我们通常很自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能力,很自信自己的坚强意志。可是千万不要太过自信,有没有想过像纳粹屠杀,像南京大屠杀,像卢旺达大屠杀。如果把你丢在那些谋杀者的屠杀者的角色里面,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可能顺从,你会不会可能也投入其中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路西法效应》,它的作者菲利浦·津巴多,正是想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使得我们变坏的是一些情景的效果,这些情景有时候是来自于像我们昨天讲的制服、监狱的环境、某种规则、某种秩序。
还有它是种群众压力,什么是群众压力?比如说像卢旺达大屠杀的例子里面,当你发现其他人都在这么干的时候,而你不动,你不干,你会担心自己会被人认为,我其实是同情这些图西族人的,我是不是和个胡图族人的胡奸呢?所以你觉得我也被迫要去杀人。
而当你开始杀人之后,你就会觉得既然我已经杀了,那我只好继续杀下去,我甚至杀人有时候是为了帮助那些受害者解脱,反正他们迟早要死,不如我爽快的让他们死。我是对他们好,你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解释。
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一些很特别的例子,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念一些这里面一些片断。这本书里面《路西法效应》特别强调纳粹当年的环境,纳粹当年有一种人叫做纳粹医生,我们知道,纳粹医生事实上很多人觉得很奇怪的一种人,这些人平常就是很好的医生,他的主要的工作,职业伦理要求就是救急扶伤要救人命,但是当他被派到集中营里面的时候,他要执行的任务却是释放毒气或毒针,让那些囚犯一个一个痛苦的死去。
他们进去的时候,一开始根据现在的调查研究,就说他们通常会觉得很困惑,这里的人怎么能够做的出这种事情呢?他们怎么可以受这样的痛苦呢?后来慢慢他会得出一个对自己来讲很合理的答案。这些囚犯现在住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在粪堆里面苟延残喘,我还不如给他一团毒气让他到天堂去,让他变得更好。慢慢的,这整个屠杀就变成不是屠杀了,而是一个有道完成的任务跟工作。
你怎么样把这个其实很邪恶的东西执行好,就变成你最关心的问题,这就像思想家海纳·阿伦特讲的平庸的邪恶,就在这里,你开始失去自主的判断能力,你开始在做一起其实平常自己不相信的事情。因为你觉得我只是在执行任务,就等如有人让我去告密,我的伙伴里面有谁有什么反动思想。
等于有人叫我去杀害敌方的某些某些人,我会把它说成我只是在一个组织里面,我这时候我被迫牺牲掉我平常某些信念,但是其实我是为了大局,是组织要求的,这责任并不在我身上。然后这里面就提到,公开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产生认知失调,行为跟信念之间不一致,以及行动不是随着恰当态度而产生,都是认知失调出现的条件。
由于这些和个人信念不符的行动是这些人承诺要做的,于是狱卒们或者当年的纳粹医生便觉得需要赋予它意义,必须找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作出违背他们真正信念和道德主张的事,简单的讲也许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在这个欺骗过程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当年那些纳粹的医生时时刻刻摆荡在谋杀的残酷以及短暂的人事之间,然而这道鸿沟,无法弥平。

第二,就“亲情”,来说,众所周知,亲情固然美好,但亲情并不是“排他性”的。除非你爸救唆,你不能因为爱你爸就不爱你妈了。同理,如果一夫一妻婚姻充满了“亲情”,“二夫二妻”、“一夫二妻”、“一妻三夫”也可以是充满“亲情”的。
第三,就经济上的相互扶持而言,婚姻的必要性也在衰落。当经济发展使得单个人(尤其是女性)工资提高到了大多数人都能养活自己的程度,当社会的保险福利养老制度完善到大多数人都能“老有所终”的程度,当法律上婚前财产协议、离婚财产协议都成熟到“谁也不可能通过结婚离婚占谁便宜”的程度,当全世界女性变得不再像李湘那么好骗的时候,实在看不出婚姻在经济上还有什么不可或缺的功能。
第四,就生活上的相互帮助来说,妻子需要丈夫抬煤球、丈夫需要妻子打毛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越来越多的家务被社会化,男人可以去餐馆吃饭,不结婚不至于饿死,女人可以找搬家公司搬家,不结婚不至于累死。
综上所述,那些深刻地看出“婚姻和爱情不是一码事”的人,其深刻性已经开始受到历史的挑战了。虽然纵观历史和现状,他们是大体正确的,但是在将来,他们将越来越不正确,因为人们将越来越难找到爱情之外的结婚或者维持婚姻的理由。虽然他们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但是本质越来越会是:你懒,你懦弱,所以你才好离不如赖婚着。
Like it Or not,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琼瑶化”了。
如果爱情越来越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接下来最显然的问题是:爱情这个东西,保质期很短啊!不可否认,总有一些相爱一生的伴侣。但是更多的人,一生N次地坠入爱河和坠出爱河,有些都摔成肉饼了。甚至有人说,一般来说那种热烈的、还没有转化为“亲情”的爱情,往往只能维持六个月左右。
因此,
事实一:爱情越来越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
事实二:爱情往往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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