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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轻手利脚地走五十里路,也得多半天,何况我们挑担背篓的,走的又是林间小路呢。崔大林虽然有力气,但他每挑个半小时左右,也要停下来喘口气。歇着时,老大爱问,还有多远?崔大林总是说,快了,翻过前面那座山就是。那时山上的树真多啊,水桶那么粗的落叶松和碗口粗的白桦树随处可见。林子中的鸟儿也多,啾啾地叫得怪好听。渴了,我们就喝山泉水,饿了,就吃上一把从开库康客店买的炒米。林子里的野花也多,老小坐在后筐里,时不时伸出手揪上一朵,不管是红百合、白芍药还是紫菊花,只管往嘴里填。我怕有些不认识的花会药着她,只让她吃百合花。大概她嘴里有了花香的缘故吧,蝴蝶和蜜蜂爱往她嘴丫飞,她哇哇叫着,挥着小手赶它们。要说林中什么东西最厌烦人?那就是蚊子、瞎蠓和小咬。它们都是爱喝人血的家伙。我们走着路的,它们难下口,坐在箩筐里的老二和老小可就遭殃了,到了中午,我发现老二的左眼皮让瞎蠓给咬肿了,他看上去一只眼大,一只眼小。老小呢,她的脖子和胳膊让蚊子叮了好多处,起了一片红点儿。我心疼坏了,心里忍不住埋怨老潘,他也不想着我领着仨孩子一路有多辛苦,只打发个人来,真心狠啊。想着到了那里后,一定不和他睡一个被窝,晾着他。
我们拖拖拉拉走到下午,忽然听见密林深处传来一阵马蹄声。崔大林放下担子对我说,这一定是打猎的鄂伦春人。果然,一忽的工夫,就见一匹棕红色的马从林子中蹿出,马上是一个挎着猎枪穿着布袍子的鄂伦春人。他见了我们,跳下马,问崔大林我们要去哪里。崔大林说去小岔河经营所。鄂伦春人说他可以用马送我们过去。我让崔大林卸了担子,把箩筐吊在马上,但崔大林说他不累,非让我和老大骑马。老大胆子小,不肯骑。我也没骑过马,但看着马还算温顺,再说我累得不行了,看见马跟见了救星似的,就背着猪油坛子壮着胆上马了。刚上去时晃悠了几下,走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开始时鄂伦春人帮我牵着马,后来他看我骑得稳,就去抢崔大林的担子,说是换换肩,让他歇一歇。鄂伦春人的心眼儿真是好使啊。
山中的路坑坑洼洼的,走这样的路,再有经验的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在马上自在了一个多钟头后,我们经过一片裸露着青石的柳树丛。没想到马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它一侧歪,我从马上掉了下来。我倒是没怎么伤着,就是胳膊肘和膝盖破了点儿皮,可是那个猪油坛子可怜见的,摔碎了。一想到坛子抱了一路,快到地方却出了事了,我哭了。心疼白花花的猪油,更心疼那个漂亮的坛子,早知如此,还不如把它留在老鸹岭客栈呢。崔大林见我哭,就安慰我,说是把坛子的碎瓷拨拉开,猪油还是能吃的。他把能盛油的东西都拿来了,闷罐,碗,一把一把地往里划拉猪油。这些器物满了后,我把老潘弟弟送的油纸伞打开,把余下的猪油收进伞里。好端端的猪油沾上了草,一些蚂蚁在里面钻来钻去,我那心啊,别提有多难过了!但我凡事能看得开,想着这个坛子太美了,所以命薄,碎就碎吧。
我说什么也不敢骑马了。鄂伦春人觉得过意不去,他对老大说,他可以抱着他一同骑在马上,老大吓得连连说,我走得动。鄂伦春人要把坐着老二和老小的箩筐吊在马上时,他们也都哇哇叫,不愿意。他们一定是怕像我一样被颠下来。结果这匹马最后驮着的只是散装在背篓中的猪油。怕它们互相磕碰着,鄂伦春人捋了几把青草,把它们掖在闷罐、碗和半开的油纸伞之间。每走半个小时,他就去换崔大林,帮他挑会儿担子。
就这样,我们走走停停,把太阳走落了,把月亮走升起来了,把野兔走回窝了,把眼睛锃亮的猫头鹰走出来了。晚上八点多钟,到了小岔河经营所。那时箩筐里的老二和老小已经睡过去了。老潘见了我,还有心思开玩笑,说是有两个牛郎帮我挑担子,福气不小啊。
那时经营所的房子只有七八栋,有三十来个工人,其中七八个是带家属的,比我早到不了多少日子。我们住的房子是板夹泥的,很旧,老潘说那还是伪满金矿局留下的呢。我说,那我得留神点儿,说不定哪天挖地,挖出块狗头金呢!
鄂伦春人把我们送到后,骑着马走了。我嫌老潘没留他过夜。老潘说,他们睡不惯屋子,喜欢住在林子里,你留他,他也不会答应的。
我折腾得骨头都快散架了,安顿好孩子后,我烫了个脚,上了炕。快两年没见老潘,我有一肚子的委屈。猪油坛子碎了时,想着晚上给他点儿颜色看,可一见着人,就刚强不起来了,看他哪里都亲,最后还不是睡在一起了。
只一两天的时间,小岔河的孩子们就熟悉起来了。老潘说年底时还要上一批工人,到时组织上会派来一个教师,那时老大就有学上了。不然他这种年龄不上学,在大山里就耽搁了。
我把猪油从闷罐、碗和伞中用勺子刮到一个脸盆里,用它做菜。那时小岔河开垦出的土地不多,再加上菜籽不全,男人们只种了豆角和土豆。我们这些留在家里的女人就找了一个在山中游猎的鄂伦春人,让他教我们认野菜。采了水芹菜、山葱、老桑芹后,我们就掉着样地给男人们做菜,把他们吃得天天叫好,上山伐木时更有力气了。野菜用猪油烹调最对路了,野菜吃油啊。有时吃着吃着,会在菜里发现蚂蚁,那是猪油洒了时,蚂蚁趁乱溜进去的。它们贪了口福不假,小命却是搭上了。老潘夹着蚂蚁时,也不挑出,说是蚂蚁浸了一身的油,扔了可惜,连同它一起吃了。到了小岔河没两个月,我怀上了。兴许是吃猪油的缘故,这胎儿特别显怀,秋天蘑菇下来的时候,谁都看出我有了。男人们就拿老潘开玩笑,说,潘大嫂才来两个来月,你的种子就发芽了,本事大啊。老潘笑着说,都是猪油里的蚂蚁搞的,那东西长力气啊!
大兴安岭一到十月就进入冬天了。那时的雪真大啊,一场连着一场。天是白的,地是白的,树和人被这一上一下两片白给衬的,都成了黑的了。男人们采伐,女人也不能闲着,除了带孩子做饭,还得上山拉烧柴。碰到樟子松身上有明子疙瘩的,我们就锯下来,把它劈成片,用来引火。我们还把明子疙瘩放到大铁锅里,填上水,熬油。熬出的油像琥珀似的,可以用来点灯。这样的灯油散发的烟有股浓浓的松香气,好闻极了。我就是在熬松油的时候要临产的。那是一九五七年的四月,要是在南方,麦苗都青了,可小岔河还在下大雪,黑龙江也封冻着呢。当地虽然有个卫生所,但唯一的医生只能治个头痛脑热、处置点儿小的外伤什么的。碰到大毛病,就傻眼了,到时就得套上爬犁,用担架把重病号送到开库康。
那时的女人最怕生孩子难产了。在那种地方,人说扔就扔了。按理说我生过仨孩子了,不该怕了,可是胎儿太大了,疼得我满炕打滚,就是生不下来。幸亏那是傍黑的时候,男人们从山里回来了。卫生所的医生看我那样子,害怕了,她让老潘赶快想办法送我出山。如果去开库康,快马也得三个钟头,何况我上不了马。这时崔大林说,要不就送江对岸吧,苏联那里的医院好。
那个年月,住在黑龙江界河沿岸的村落,比如洛古河、马伦、鸥浦,如果碰到了来不及去大医院救治的重病人,便就近送到苏联去了,比如加林达、乌苏蒙。虽说过界是不允许的,苏联那边有岗哨,但他们看见抬来的是病人的话,就会让我们入境。老潘是个党员,又是经营所的领导,按理说不管我和孩子是死是活,该把我往开库康送,免生麻烦。但老潘就是老潘,他一点儿也没犹豫,立马吩咐人套马爬犁,准备担架,领上崔大林,把我用两床棉被包裹上,去了苏联。那个小村当地人叫它“列巴村”,列巴就是“面包”的意思。苏联人喜欢吃列巴,夏季时能从江边闻到对岸烤面包的香味。那时黑龙江还封冻着,省却了渡船的麻烦。我们一越边界,苏联岗哨的两个士兵就端着枪跑来了,没谁会说俄语,老潘指着马爬犁上的我,拍了一下我的大肚子,然后摇摇头,苏联士兵便明白这是遇到难产的病人了,点了点头。其中的一个带路把我们送到了医院。那家医院虽小,但设施全。接诊的是个年岁很大的男医生,胡子都白了。他看了看我的情况后,先是给我打了一针,然后给我做了剖腹手术,取出了个哇哇哭叫的胖男娃。他快十斤重了,怪不得我生不下来呢。老潘一看母子平安,一个劲儿地给那个医生作揖。由于出来匆忙,我们什么礼物也没有带,老潘有块手表,他从腕上撸下来,送给医生,人家笑笑把表又套回他手腕上了。老潘满身翻,翻出半包烟和两块钱。钱是人民币,给他也不能使,老潘就把烟递给医生。医生指了指我,摆摆手,示意在病人面前不能抽烟。由于开了刀,当天不能返回,我们在那儿住了两天。苏联医生招待我们吃喝,还帮我们喂马。医院的女护士给我带来了鸡蛋和面包,还送给孩子一套棉衣裳,蓝地红花,怪好看的。临走的时候,我很舍不得,我亲了女护士,也亲了给我做手术的男医生。岗哨的士兵拿出一页我们谁都看不懂的纸,让老潘在上面签了字,按了手印。
回到小岔河林场后,老潘就去了开库康,辞他的所长去了。他说自己无组织无纪律,为了让老婆平安生产,越了边界,不配做所长了。但组织上只给他一个口头警告,没处分他。他从开库康欢天喜地地回来了,买了二斤喜糖,给小岔河的每户人家都分发了几颗。这孩子是在苏联生的,我们给他起的大名是“苏生”,小名呢,就叫蚂蚁。老潘说不是因为猪油中的蚂蚁滋养,他的精血不会那么旺,致使我怀的胎儿壮得生不下来。
苏生是几个孩子中长得最漂亮的了。宽额和浓眉随老潘,高鼻梁和上翘的唇角随我。眼睛呢,既不随我,也不随老潘,不大不小,黑亮极了,老潘说随蚂蚁,他非说蚂蚁的眼睛亮。小岔河的人都喜欢他,说他生就一副富贵相。人们很少叫他的大名,都爱叫他的小名。
蚂蚁四岁时,崔大林结婚了。小岔河来了个皮肤白净的女教师,叫程英,扬州人。也许是江南的水土好吧,她长得才俊呢,杨柳细腰,俏眉俏眼的,两条大辫子乌黑油亮的,在肩后一荡一荡的,荡得男人们心都慌了。有三个人追求她,一个是开库康小学的老师,一个是小岔河林场的技术员,还有就是崔大林了。最后她还是嫁给了崔大林,人家说程英是看上了崔大林家祖传的一只镶着绿宝石的金戒指。
在当地,结婚前夜有“压床”的习俗。所谓“压床”,就是找一个童子,陪新郎倌睡上一夜。据说这样婚床才是干净的。崔大林和程英都喜欢蚂蚁,就让他去压床。一般四岁的孩子,离不开父母的怀儿,可我们跟蚂蚁说,让他跟崔叔叔睡一夜的时候,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崔大林抱他走的时候,蚂蚁还问,我是睡崔叔叔呢,还是睡程阿姨?把我和老潘笑得哇,说,你要是睡了程阿姨,崔叔叔就该打你的屁股了!
蚂蚁没压好床,崔大林说,这孩子突然肚子疼,哼唷了一宿。到了天明,这才消停了。老潘去接蚂蚁的时候,他的肚子已经好了,他还拿着赏给他的两块压床钱,跟老潘说他能给家里挣钱花了。
崔大林的婚礼才热闹呢,小岔河林场的人都到场了。那是一个夏天的礼拜天,我们在屋外搭起帐篷,支上锅灶,女人们七碟八碗地做菜,男人们喝酒,孩子们咂着喜糖做游戏,一直闹腾到晚上。年轻的小伙子又去闹洞房,把新郎新娘折腾到了天明。
我们在婚礼上见到了新娘子手上戴的戒指。金戒指上果然镶着颗菱形的绿宝石,那宝石看一眼就让人忘不了,是那种没有一点儿杂质的透亮的绿,醉人的绿!我们这些女人拉着程英的手,个个看得“啧啧”叫,羡慕得不得了。有人说它值一栋好房子,有人说它值一车皮红松,有人说它值五匹好马,还有人说它值一千丈布。只要是我们能想得到的好东西,都被打上比方了。从那以后,我们见到的程英就是手指上戴着绿宝石戒指的样子。她握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学生们都说那字被映得一闪一闪的。冬天时,她戒指上的那点儿绿看了让人动心,好像她的指尖上藏着春天。
孩子们在小岔河一天天长大了,林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小岔河学校又增加了一名男教师,是个单身,人家都说崔大林很不高兴他和程英一起工作。
说来也怪,程英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她的身体看上去挺好,不像是不能生养的,有人就嘀咕崔大林有毛病。有一年春节,他们俩回程英的娘家探亲,回来时带来了大包小包的中药。从那以后,崔大林家就老是飘出汤药味。我们猜那是治疗不孕症的药。至于是谁吃,我们猜不出来,也不便问。
山中的日子说慢很慢,说快也很快。好像是一忽的工夫,我的鬓角就白了,老潘的力气也不如从前了。尽管生了蚂蚁后我又怀上了两回,但没一个能站住脚。头一个三个月时就流产了,第二个倒是生下来了,是个女孩,才四斤多,我没奶水,只得喂她羊奶。她弱得三天两头就病,三岁时,一场高烧要了她的命。从那后,我就跟老潘说,咱也是奔五十的人了,有四个孩子了,再不要了。老潘说,不生也够本了,咱最后那一笔多带劲儿啊!那一笔当然指的是他心爱的蚂蚁。

老人载着他的鱼回家去,鲨鱼在路上抢劫他的猎物。他杀死了一条来袭的鲨鱼,但是折断了他的鱼叉。于是他用刀子绑在棍子上做武器。到刀子又折断的时候,似乎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他失去了继续战斗的武器,他又遇到了他的限度。这是,他又进行了限度之外的战斗:当夜幕降临,更多的鲨鱼包围了他的小船,他用木棍、用桨、甚至用舵和鲨鱼搏斗,直到他要保卫的东西失去了保卫的价值,直到这场搏斗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他才住手。
老人回到岸边,只带回了一条白骨,只带回了残破不堪的小船和耗尽了精力的躯体。人们怎样看待这场斗争呢?
有人说老人桑地亚哥是一个失败了得英雄。尽管他是条硬汉,但还是失败了。
什么叫失败?也许可以说,人去做一件事情,没有达到预期得目的,这就是失败。
但是,那些与命运斗争的人,那些做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却天生地接近这种失败。老人到海上去,不能期望天天有鱼来咬他的钩,于是他常常失败。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总是会常常失败的,一个想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常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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