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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浪子李敖有精神上冲突,他好几次说要到山上去隐居,好好写几部大作,可是当他看到人间不平的世相,又忍不住要横刀亮出他的肝胆,做“理在情不在”的批评。他一方面心中想着出世,做小乘;一方面又忍不住要入世,做大乘;其实他的理想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他所有的事端,所有的横逆都是因此而闯,他当然也有怨忿的时候,但是他很少后悔。在长夜的孤灯下念起李敖,我总觉得他或许说得有道理,他本应是五十年后才降世的人,却不幸早到了人间。
认识李敖是两年前的事,知道李敖却很早,十五年前我在一个民智未开的乡下读初中二年级,每天都被呆板的功课烦得不知如何是好。那时我有一个堂哥在中兴大学读企业管理,他是李敖最早期的崇拜者,每次放寒暑假回乡,行囊里总是带了几本《文星杂志》,闲暇的时候我就的拿出来翻翻,意深深被李敖的文章吸引,那时的小脑袋瓜子里就认为李敖是个言人所不敢言,怒人所不敢怒的人。
那是1955年左右,也是李敖的黄金时代,他几乎每写一篇文章就惹火了一些人,也唤起了更多的掌声,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了。后来他进了监狱,广义地说,差不多坐了七年牢,这是我到台北读书,有机会读到昔日的著作,更加深我能从他文章的表面,看到内部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危言和忧心,当时只恨吾生也晚,不能认识李敖,甚至连他们有力的文化风潮都沾不上一点边。
直到李敖与胡茵梦谈恋爱,因为我的采访工作才认识了李敖,他的人和他的谈话都使我吃惊,因为第一次见面就长谈了四小时的李敖,竟不是过去我所知道的李敖。正如他写的《自画像的一章——文章·讲话·人》中说的:
不认识我的人,喜欢看我的文章。
认识我的人,喜欢听我的讲话。
了解我的人,喜欢我这个人。
我的做人比讲话好,我的讲话比我的文章好。光看我的文章,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 可是听到我的讲话,你便会觉得我比文章可爱;等你对我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你更会惊讶:在李敖那张能 说善道的刻薄嘴下三十二厘米处,还有着一颗多情而善良的心。
他说,在李敖的家门口应该钉一块牌子,上面写“内有恶犬,但不咬人”。
他从恋爱、结婚、打官司,一直到第二次入狱,我们几乎每星期都见面聊天,有时谈到天亮,一起窝着吃生力面。李敖本来没有理由浪费时间结交我这个后生小辈,但是他那样有耐心,总是告诉我一些为人处事和做学问的方法,而我从他那里学到最可贵的一点是勇气。这两年来,他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遭遇的波折与打击也太多了,但是他总是保持着冷静,以极冷静、极精密的态度来处理许多琐琐碎碎的事情,他面对极大的压力,但从来没有退缩的神情,总是坦荡荡地迎上前去。
经过这么多事情的李敖,声名当然更响,虽然不一定是好的声名,本来敬佩他的人也纷纷动摇或误解。我就遇过许多这样的情形,在文艺界的聚会里,茶余饭后有许多人破口大骂李敖,这些人本来一提到李敖都会竖起大拇指的,后来竟也变成李敖压力的一部分,我若极力为他辩解,最后总是闹得不欢而散的下场——这些从未见过李敖的人,编出许多神话来侮蔑他。对于许多更年轻的人,李敖更不知道变成一个什么样的面目了?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翻开李敖的底牌,让我们看看李敖的样子,让我们通过时光的隧道,回到十六年前,看李敖为他自己写的简介:
李敖:
吉林省扶余县人,祖籍山东省潍县,远籍云南省。1935年生于哈尔滨。
在北平读小学和初一(没念完),又在台中读初二到高三(没念完),又在台北读台大法学院(没念 完),又读文学研究所(没念完)。
喜欢买书、抽烟、看电影、看女人(有时候不止于“看”)

活在某些时代,持有我这种见解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就经历过这样的年代——书书没得看,电影电影没得看,整个生活就像个磨得光秃秃的母猪架子,好在我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发牢骚——发牢骚就是架子上残存的一撮毛。大家聚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人人妙语连珠,就这样把麻烦惹上身了。好在我还没有被劁掉,只是给自己招来了很多批评帮助。这时候我发现,人和人其实是很隔膜的。有些人喜欢有趣,有些人喜欢无趣,这种区别看来是天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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