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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院回来以后,母亲经常拿着那些医药费,在床上来回地看,看着看着,眼泪就流到了床上。有时,她看着看着突然眼睛一闭,就把那些医药发票盖在眼上,我想那样她怎么看得见呢?但慢慢地,我就看到了两个小小的湿点出现在发票的背后。我知道那是什么,于是就转过了脸去,我不想让自己看到太多。因为随后的情景,便是那些发票会慢慢地湿开,最后湿成软软的一片。
一天,母亲把我叫到她的床前,把那些发票递给我。
她说你拿着,你拿着它们去找找我们的厂长,看能不能给报销一点?
我把发票接到手上,我说我该怎么说呢?母亲也不知道怎么说,她反而问我,你说怎么说好呢?
我的脑子一愣,心想你怎么反而问我呢?但我还是告诉了她,我说,就说这医药费都是跟别人借的吧。
母亲说好的,那你就这么说吧。说完自己又伤心起来。她说他们要是不给报销呢?这么多的钱,可就全都扔到了水里了。
我心里说你知道了吧?知道了为什么还自杀呢?
我心想,你如果不去买那个农药,而是去买你的菜,你知道两千块钱够我们吃多久吗?
我拿着那些医药费就找他们厂长去了。我去的不是工厂,而是厂长的家里。厂长的家我去过一次,那是我母亲下岗前带我去的。母亲拿着一大箱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罗汉果,说是让厂长泡茶喝。母亲说厂长呀厂长,你烧烟烧得太厉害了,你应该喝一点罗汉果润润你的肺。她说罗汉果茶是润肺的你知道吗?厂长听了很高兴。其实我也知道,母亲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厂长润肺,而是另有目的。那些时候,他们厂里刚刚传说要准备有人下岗,母亲希望自己的名字不在那些人中。母亲的理由是父亲的工厂听说就要破产,她说我们不能两个人全都下岗。厂长连连说了几声好的好的。厂长的声音相当清晰,每个字都来自于绝对健康的肺腑,他根本就不需要母亲的罗汉果茶去给他滋润。他说我们会替你考虑这个问题的。他说上边已经有了文件,说是不允许夫妻两人全都下岗。可母亲后来还是下岗了,因为母亲下岗的时候,父亲的工厂还没有宣布完蛋,也就是说,父亲那时还在厂里呆着,所以,厂长说过的话是不需要负任何良心责任的。所以母亲只好悲哀地摇着头,说是这个年月里的人太聪明了,太聪明了,聪明得让人无话可说。当然,做厂长的,他也许有他的难处,一箱罗汉果与一个厂长的难处相比起来,那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我是厂长,或许,我也会这样。
我拿着母亲的医药费去找厂长的那天,我也没有空手而去。我怕进屋的头一句说不出来。我拿的当然不再是罗汉果,罗汉果一个就是一块多两块钱,我哪里有那个钱呢?我提的是一小袋苹果,那是在路边买的。我一手提着那袋不大的苹果,一手紧紧地攥着那些医药发票,走进厂长家门的时候,我没想到还有两个副厂长也坐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可能是谈厂里的事,也可能是谈他们自己的什么私事,很难说。他们都知道我母亲自杀的事。我还没开口,他们就七嘴八舌地问我,你妈现在怎么样?她出院了没有?
我只知道,我不能对他们太说真话,我说医院要我妈还住些日子的,但我妈说没有钱了,不住了,就出院了。说着我把手里医药费亮了出来,我说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厂长从我手里拿了过去,翻了几翻,又看了几看,没有说话就递给了身边的另一个副厂长。看他的样子,他想由别人先说。那副厂长看过之后却也没有说话,他把那些发票往旁边一递,传到了另一个副厂长的手上。
最后还是厂长说话。
他说的先是一堆客套话,什么可怜啦,同情啦,还骂了我父亲七八句,每一句都把我父亲骂得狗屁一样,接着便说了一大堆厂里的困难。我知道那是说给我母亲听的,说完嘴巴一歪,语气慢了下来,他说你妈这医药费不好报,因为你妈她不是得了什么病,她是自己喝了农药自杀;再说了,厂里现在也没钱,我们一年前的医药费如今都自己锁在箱里呢。
我傻傻地站了一下,我知道这事不能多费口舌,免得回家后不停地喝水还自己心里难受。再说了,我对母亲也有意见,我心想你既然是自杀进的医院,你还报什么销呢?哪里有自杀可以报销的道理呢?我拿起他们放在茶几上的那些发票,我说那我走了。我刚一转身,厂长就站起来把我拉住了。他说你等一等,然后让那两位副厂长把放在茶几上的几个大苹果抓起来,塞进我提去的苹果袋里,让我拿回家里给我的母亲。厂长家的楼脚下有一个很漂亮的垃圾桶。我站在垃圾桶旁,想把他们的苹果一个一个地扔进去。
最后我没有扔。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我觉得拿回去对母亲多少还是有点好处的。
再说,那么大个的一个苹果,我想买还买不起呢!
看着那些回来的发票,母亲并没有开口骂人,她只是睁大着眼睛,默默地凝视着头上的天花板,默默地往心里吞着什么。
那一摞发票,我没有丢掉。我把它们整理好,收藏在一个烂了的文具盒里,外边用一根橡皮筋一道一道地扎紧,然后放在我床头的窗台上。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的父亲的,那时候,我要一张一张地递给他,然后告诉他,这就是你让那个妓女给我们送来的两千块钱。
去瓦城饭店熬夜的事,母亲却没有让我停下,天一黑,她就大声地催我快点上路。有时,出门前我想先屙掉一泡小尿,因为在那里我找不到厕所。她在床上就急了起来,一副很恨人的样子,嘴里哝哝呱呱的。她说你还没走呀?你还没走呀?你现在还没走你要磨到什么时候?好像就在我没有到达瓦城饭店的这一个时间里,父亲他们刚好从楼脚经过。
有天深夜,我从瓦城饭店回来,刚一进门,她就在床上问我,又没看到是不是?
每天晚上,不管回得多么晚,她总是躺在床上这样问我。
我心想你知道了你还问什么问呢?那夜我就没有回答她。
她就吼着把我叫到了她的床前。她说,你听说过水滴石穿吗?
然而,后来被我滴穿的却不是我的父亲,而是一个贵州女。
那贵州女也是专门做那种事的,她也住在瓦城饭店的老楼里。她是被我感动的,那种感动也许只能算是一种小小的感动,但对我来说,还是很感动的,所以我一直都牢牢地记着她。她叫小夏,头一次见她的时候,她穿的也是黑衣黑裤,弄得我曾怀疑她会不会就是跟我父亲的那一个,我觉得她有点像,但刘阿姨告诉我不是。她说她们只是衣服相同。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总是穿着黑色的裤子?刘阿姨说她们喜欢她们就穿呗,这有什么呢?冷天的时候她们穿黑衣黑裤,热天的时候,她们就会穿一身黑色的乔其纱。刘阿姨说,就像医生穿着医生的衣服,犯人穿着犯人的衣服,这有什么呢?
刘阿姨是玫瑰美容屋的老板,她的美容屋就在瓦城饭店的楼脚,但不是我父亲他们住的那一栋,是前边的那一栋,那是新楼,我父亲他们住的那是旧楼。刘阿姨的美容屋与我在花圃里坐着的地方,是斜对面。她的美容屋生意十分地红火,住在瓦城饭店里的人,不管是什么人,都喜欢在她那里洗头洗脸,尤其是在老楼里包房的那些小姐。
小夏长得相当漂亮,听说在包房的那些小姐中,就她一个不是四川来的。听说她们也是有帮派的,四川来的那些不愿跟她在一起玩,所以她总是一个人东游西荡的,所以刘阿姨的美容屋便成了她最常到的地方,除了她自己到那里洗头,洗脸,她还帮着刘阿姨她们给客人洗脸洗头,她也不用刘阿姨给她付辛苦钱,她愿意给刘阿姨帮忙,一来是为了自己解闷,二来也是她拉客的一种手段,一旦碰着适合的男人,洗完了头或者洗完了脸,她就把他们带到她包的房里。
这些都是刘阿姨告诉我的。刘阿姨对我说,有一天晚上,小夏也是去给她帮忙,她一边给客人洗头一边就给刘阿姨说起了我。她问刘阿姨,有一个女孩每天晚上都坐在花圃里,你注意到了没有。刘阿姨说她注意到了,但她以为可能是饭店里哪位职工的女儿,是跟母亲或者父亲上夜班来的。小夏就告诉她不是。她告诉她,说我是一个很可怜的女孩,然后把我的事情告诉了刘阿姨。完了她对刘阿姨说,如果你这个玫瑰美容屋是我的,我就会照顾照顾她。刘阿姨问她怎么照顾呢?小夏说,我就让她晚上到我的美容屋来,让她一边帮忙,一边等着她的父亲。刘阿姨就问她,人长得怎么样?小夏说人长得不错的,绝对可以让你的客人喜欢。就这样,刘阿姨把我请到了她的美容屋里,我说我不会洗,刘阿姨说不难的,教一教你就什么都会了。说真话,我心里当时不太愿意,但她答应每天可以给我三到几块钱,我就答应了。
我们家需要钱。钱在我们家里,跟命是一样地重要。开始给刘阿姨干活的那几天,我曾出现过一些很反常的现象,每天,我都时不时地一会儿抚摸着自己的耳朵,一会儿又抚摸着自己的鼻子。那是刘阿姨教的。
刘阿姨让我给客人洗脸的时候,多抚摸一些客人的鼻子和客人的耳珠,她说客人们喜欢那样。她所说的客人,指的当然是那些男人们。他们为什么喜欢那样,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我只是暗中时常地抚摸着自己的鼻子和自己的耳朵,边抚摸边慢慢地感觉着。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因为那样的抚摸,只要摸得合适,会让人感到特别地舒服。当然,有的客人是很坏的,他们在你的手下感到舒服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会伸过手来,想摸摸你的手,或者摸摸你的脸,开始我不让,但刘阿姨说,他们想摸你就让他们摸吧,你不让他们摸他们会不高兴的。没有办法,我也只好忍受着。好在那些想摸你的客人,他们都出手得大方,比如洗一个脸本来只是二十块钱,他们往往会多给五块十块,还会小小声声地告诉你,这点钱是给你的,别交给老板。除此外,别的事我没有做过,也不会去做。我还是个小女孩,我怎么会去做别的那些事呢?
我不会的。
绝对不会。至于后来的事,那是后来的事,跟美容屋里的那些客人没有关系。
其实,我父亲早就离开瓦城了。这是那个四川女告诉我的。那个四川女就是和我父亲在一起的那个妓女。那一天,是她自己突然出现在刘阿姨的门口。美容屋里的人,都有一个习惯,不管进门的人是谁,我们都会笑着脸,朝门口看过去。我就是这样看到她的。她穿的还是那身黑色的衣服,还是那条黑色的裤子。她站在美容屋的门口上也只望着我,但她的脸上并没有惊奇的样子。我却不同。一看到她,我的心就怦地跳了一下,我的手就停了下来了。
那时,我正给一个男人洗头。小夏也在给一个男人洗头。小夏的嘴巴比谁的都快,她立即尖叫了一声小云,然后说哎呀你到哪去这么久啦,连个影子都不见,有人一直在等你呢。那个叫小云的四川女便指着我对小夏说,不就是她吗?说着走了进来。小夏说对呀,人家一直在找你们呢,她说找我干什么?想跟我吵架呀?小夏说谁想跟你吵架啦,人家是想找到人家的爸爸。她便死死地盯着我,脸上突然出现了一种我怎么也看不懂的表情,那种表情也许只是她们那些女人才有。反正我说不清楚。
她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别再找你的父亲了。
我望着她没有说话。一看见她,我的心就莫名其妙地紧张,就难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尽管我整天都想着能找到我的父亲和找到她。
她说你父亲早就走了。我问她什么时候?
她说,就是我给你送钱的那个晚上呀。我说他去哪啦?
她说可能是去海南了,说是要到那边开一个店。
小夏问,开什么店?她说,他还会开什么店呢?除了想赚我们这些女人的钱,他还会开什么店呢?
小夏说,那他干吗不把你带上?
那是个不知羞耻的妓女,她突然指着我说,他要是让我去,还不如让他的女儿去,他女儿也许比我还能赚钱。
小夏马上推了她一掌。小夏说,你他妈的,吃错了药了?我当然也愤怒了,我的手上正捧着一大把的泡沫,我呼地朝她的脸上摔了过去,然后转身跑出了门外。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回到刘阿姨的美容屋里,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是空着手去的。我在街上胡乱地走着,也胡乱地流着眼泪。我相信那个女的说的是真的。我想我父亲真的会在海南的哪一个地方,已经开张了一个妓女店了。
但我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呢?最后,我感到十分地失落。
我的失落不是因为父亲又离开了瓦城,不是的,我担心刘阿姨的美容屋还要不要我?说真心话,我已经离不开她每天晚上给我悄悄塞进口袋里的那三块五块了。
第二天晚上,我慢慢地来到了刘阿姨的门前,但我没有进去。刘阿姨正在里边坐着跟别人说话。见我站着,刘阿姨便自己站了起来。我没有说话,就转身走到了门外。我知道刘阿姨会跟出来的。
我说我爸爸已经走了,你还要我吗?刘阿姨看着我想了想,她说你不觉得对你有影响吗?
我说有什么影响呢?我说没有。她说不可能的,怎么会没有影响呢?我说除了上午上课的时候有一点点瞌睡,别的没有什么。
她说打瞌睡不就是影响了吗?我说那不要紧的。
她说怎么还说不要紧呢?我说真的不要紧的。我说瞌睡的时候我总会站起来的,我一站起来,我就不打瞌睡了。
她就默默地站着,好久不再说话。我心里当时很急,也很难受。
我说由你说吧。
刘阿姨就说,你是为了每晚的几块钱,是吗?
我低着头,默认着。她便长长地嗨了一声,然后说那就随你吧。说着她伸过一只手来,摸了摸我的肩膀,摸得我心里暖烘烘的,我的眼睛都湿润了。
我赶忙说了一声,刘阿姨,谢谢你了。美容屋的日子就这样又混了下去。
谁会想到呢,谁会想到马达也会跑到刘阿姨的美容屋里洗头呢?
马达是我的邻居。他的家就在我家的对面楼,而且住的也是一楼。他还读书的时候,我们俩经常同时地走在路上。我常常叫他马达哥哥。他大我大约三到四岁。他的父母早就没有了,反正我没有见过。他是跟他的奶奶俩人一起过的日子。
那天晚上,马达说,他是陪一个北京来的朋友到瓦城饭店来玩的,他当时觉得有些头痒,就跑到刘阿姨的美容屋里来了。看见我的时候,他觉得很奇怪,他说你怎么在这里呢?我没有告诉他,我说来吧,我来给你洗吧。他就坐到了我的面前。那时的时间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我问他洗完头你回家吗?他说回,我说那你就等等我,回家的路上我告诉你吧。他就真的坐在那里,等着我一起回家。
刘阿姨的美容屋一般在十二点左右关门,那时候的来人已经很少了,就是还有人来,刘阿姨也会叫我,你先回家去吧。听说,夜里一两点钟之后,还会有人走进她的美容屋里,那都不是为了来洗头的,但我早就不在了。
我让马达等我一起回家,不是为了告诉他,我为什么在那里打工,不是的,我为的是要封住他的嘴。我怕他回去后跟他的奶奶乱说,那样要不了两天,他的奶奶肯定又会对我的母亲乱说,那样,事情就糟糕了。我在前边说过,我喜欢的并不是为了给别人洗头洗脸,不是的,我喜欢的是刘阿姨每天晚上往我口袋里悄悄塞进的那三块五块。
马达却说,我怎么会告诉我的奶奶呢?你以为我奶奶是谁呀?
他说不会的。
他让我放心。我说,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的。马达便问我,你每天晚上都这个时候回家吗?
我说是的,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总是你一个人吗?
我说那还会有谁呢?
他说那你不觉得离家太远了吗?我说离近了我还不敢做呢?
他说为什么?
我说这你都不懂吗?他啊了一声说,我知道了,你怕你妈知道。
我说我妈知道了我就完了。就在这时,马达提出了一个让我十分激动的建议。他说那我从此以后每天晚上都来送你回家好吗?
我嘴里却说,不用的。马达便说,你不会以为我有什么坏心眼吧?
我说哪会呢?我说我们是邻居,我怎么会那样看你呢?
他说那你就让我来送你吧。他说反正我现在晚上也没有什么事,反正你也不用在那里等我,我要是来送你的话,我会提前到的,如果我没有提前来,那就说明我有别的事去了,你也可以不再等我,你就走你的。
第二天晚上,他果真就提前到了那里。那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真的好。我觉得他是我生活中遇到的,第一个最好心的男孩子。
当然,我也曾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要送我呢?
他说受感动呀!我说你别瞎编,你跟我说真心话好吗?他说,我说的是真的,我是真的被你的精神所打动的。
他说你别说是我,就是再换了一个男孩子,哪怕是一个坏男孩,他也会被你的这一种精神所感动的。
他说你的这种精神太伟大了,真的太伟大了。
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那些词语,让我当时感动得脸红。我说你别这样说,我说我可是被迫的,我是无可奈何你知道吗?
我说你愿意像我这样吗?
他便笑着没有回答。
他不回答是对的。有谁愿意像我这样呢?除非他吃错了药了。
谁想到呢?就是这个马达,他其实坏到了顶点。可是,在他送我的那些晚上,你又一点都看不出来。他碰都没有碰过我,就连我的手他都没有摸过,他的眼里,从来都没有流露过他有什么坏的想法。每天晚上,快到家的时候,他总会自己停了下来,然后告诉我,你先走吧。我知道他那是为我着想,他怕别人看见了会乱说话的,毕竟我是一个还在读书的女孩子。他总是远远地看着我往楼里走去,就连举手在空中晃一晃,表示再见一下也没有过。直到看不见我了,他才从远处慢慢地往家里走。
我曾细细地想过,那个晚上的事情都是怎么发生的。但我没有想出我在哪个地方可以提防他。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提防。他也是早早地就来等我了,还让我好好地给他洗了一个头。他洗头也是照样付钱的,他没有因为是来送我的,就没有付钱,如果那样,他洗头的钱就得从我的工钱里扣出,但他没有。他洗完头,时间已经不早,除了正在洗头洗脸的客人,当时没有人进来了。刘阿姨看了看墙上的钟,然后对我说,你可以走了。我看了看门外,门外没有人。我便站了起来,马达也跟着站了起来,而且,他还抢在了我的前边,对刘阿姨说了一声再见。
一路上我们照样有说有笑。
可走到解放西路的时候,他突然把单车停了下来。
他说我们吃一点夜宵好不好?解放西路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是吃夜宵的地摊。其实,每天晚上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我都被那种很好闻很好闻的味道刺激得迷迷糊糊的,但我从来没有停下,从来没有想到要吃点什么。我知道那些地摊开销不是很贵,但对我来说,却是贵的,贵得我除了想还是想,我不能停下来。
他说他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吃了一餐,他还没有吃晚饭呢。
我说那你就吃吧。他说那你呢?你是陪我一起吃,还是你先回去?
我想了想,我说吃完了你还回去吗?他笑了笑,他说不回去我在哪过夜呢?我便也笑了笑,我说那就陪你一起吃吧。我心里当时想,人家夜夜都来送你,你怎么能让人家一个人坐在这里吃,你一个人先回去了呢?反正早上都是要打瞌睡的,莫非丢下他早一点回家,第二天早上就不打瞌睡了?
他便带着我往一个狗肉地摊走去。他说那个狗肉地摊弄得相当好吃,他在那里吃过好几次。而且他很神秘地告诉我,说那个狗肉摊之所以好吃,是因为用了罂粟壳来炖的。
我说那不是明摆着叫人吸毒吗?
他说这叫做什么吸毒呢?吸毒是叫人吸鸦片吸海洛因。
我说那罂粟壳不会害人吗?他说害什么害呢?一点都不害。说真话,那天晚上的狗肉是真的好吃,但我说不清是因为用了罂粟壳,还是因为我好久没有那样吃过肉了。反正我吃得很香,本来说是陪他吃的,后来反倒成了是他陪我了。他还要了两瓶椰子汁。那两瓶椰子汁是他跑到一个小卖店里买的,那狗肉摊没有,他们有的只是啤酒和白酒。后来我想,可能就是他跑去买那两瓶椰子汁的时候,他的心突然变坏了,他肯定是在给我的那瓶椰子汁里下了什么药物,喝着的时候倒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喝完了,他付了钱,我们站了起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对了,我觉着怎么有些迷迷糊糊的。
我突然想起了马达说的罂粟壳来。我问了一声马达,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头昏?
他说什么头昏?没有。我们推着车子走着走着,正要骑上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不行了,连扶车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说马达,我可能是吃着了罂粟了。他说怎么回事?
我说我全身软软的,我走不了了。他说那我们就打个的回去吧。
他停下了单车。我没有回他的话。我只记得他招了一辆的士过来的时候,他把我先扶进了车里,让我先好好地躺着,他到车后放单车去了。他回到车里的时候,我只感觉着身子随着车子在空中飞了一下,就什么也记不住了。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简直把我给慌死了。我已经不在的士里。
也不在我的家。
也不在马达的家。我竟然一个人躺在一张很软很软的床上。房里有电话,还有空调,还有好大好大的沙发。我以为我是在作梦,当我低下头看到我的身子时,我才知道完全不是梦,而是真的!
我的上身赤裸裸的。我把被子掀开。
我的下身也是赤裸裸的。我心里大叫了一声妈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把我折磨得全身发抖。
我想大声地喊叫,但我不敢。我知道我躺着的地方是宾馆或者是饭店。
我突然想起了吃狗肉的事来。我想到了马达。
我以为马达也在房里。因为房里的灯亮着。于是我轻轻地叫了两声马达。但我听不到马达的回话。我又不敢大声叫他。我知道那时天还没亮。我怕惊醒了宾馆或者饭店里的别人。我想他会不会在卫生间里,我连忙捡起了衣服和裤子迅速穿上,然后朝厕所摸去,厕所里却空空的,根本没有马达的影子。
但我看到了一样东西,那东西把我吓死了。
我看到洗手盆的旁边放着一张白色的毛巾。白色的毛巾上面,沾染着许多血,虽然已经变了颜色。但我知道,那就是血!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但我很快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身子的下边,这时突然感到了一阵阵的疼痛。
我的泪水哗地就流了下来。我想大声哭泣,但我不敢。我心里乱七八糟地骂起了马达来,从他的祖宗一直骂到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以及他的奶奶,还有他自己。
我从窗户往外看了看,外边的天还是夜晚的天。我想我该怎么办呢?
最后,我在床头边的柜子上,看到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压着一把钥匙。那是我单车的钥匙。那字条是马达留下的。
那字条对我说,寒露:对不起,我有事,我先走了。你的单车放在宾馆门前的单车停放处那里。
我把那张纸撕了个粉碎,然后慌里慌张地摸出了宾馆。
我回到家里的时间可能是凌晨三点左右。我开门的声音相当地小,但母亲却一直地醒着。她说干什么这时才回来?
对付母亲的话我是在路上想好的。我说,我要回来的时候,碰着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我爸爸。他让我就在楼脚下等着,他说等到后半夜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我的爸爸。我就一直地等着,就等到了现在。
母亲说那你见到了没有?
我说没有。
母亲说那人是什么人?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以为他说的是真的,所以我就等了。
第二天早上,天一亮我就敲开了马达的家门。
开门的是马达的奶奶。我问她,你的马达呢?她看着我觉得奇怪,她一定在想,天刚亮,这女孩怎么啦?
她问我,你找他干什么?我说我要找他!我的语气很硬。我想轻声一点可就是轻不下来。
她说是不是你妈又出事了?我没有回她的话。我只是对她说,你给我叫他起来。
她一听更觉得奇怪了。她说你以为他睡在床上呀?他现在在火车上呢!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我说他去哪啦?她说他到广州那边去了,是昨天夜里去的。
我说夜里?夜里什么时候?她说是夜里一点半的车票。我当时突然想哭,可我突然转过了脸去。我抬头望了望高楼上的天空。
天空上什么也没有,就连一只放飞的鸽子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不想再到刘阿姨的美容屋去,可最后还是去了。
不去我怎么跟母亲说呢?
我不愿告诉她,我父亲已经到海南那边去了。我要是告诉她,她一定会问我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说呢?我告诉她是听别人说的,跟着,她就会不断地问去,那样我该怎么说呢?我怎么能告诉他,说我的父亲在海南那边开了一个妓女店去了?
我怕。
我怕母亲会因此再一次自杀。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到刘阿姨的美容屋里。
就这样又过了好一段日子。在那段日子,打瞌睡的事情照常发生,但我时常不用站起身来。我只需要在一张纸上恨恨地写下马达两个大字,瞌睡的事情就又悄悄地溜走了。一看着马达那两个大字,我就感到身上的那个地方隐隐发疼,我的仇恨就会跟着从心底里呼呼地往上冒。仇恨就是力量。这话是谁说的?我也记不住了。不知道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说的,还是哪一个名人说的,反正也是我们书上时常有的。就是那股力量帮着我,把一个早上又一个早上的瞌睡顶了过去。
但是,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最后还是把我打垮了。
一个好心的医生告诉我说,孩子,你怀孕了!
我是有意上医院找医生的。不是有意,我是不到医院去的。一般的什么小病,我哪里敢上医院呢?别人的感冒都是左一瓶右一瓶的什么药,我却只有拼命地喝开水。宾馆的事情发生之后,整整两个月,我每天都有一种害怕,我害怕我要是怀孕了我怎么办?我虽然不停地安慰着自己,我说不会怀孕的不会怀孕的,我心里说老天爷总会保护无辜的孩子的,但我又时不时地在梦中因为怀孕醒来。那些日子里,我真正地尝到了提心吊胆的滋味。因为我听别人说过,说怀孕不怀孕,两个月左右就知道了,也就是说,如果例假不来了,那就是怀孕了。所以,我一边在心里对老天苦苦地祈祷,一边一天一天地数着时间。我把那天晚上的日子,和我上一次来例假的日子,用钢笔写在语文课的生字表的顶顶上,然后每一天早读的时候,在它们的背后细细地画上两笔,每个日期的后边各添一笔。
有一天早晨,我正准备往一个日期的后边添上一笔,冷不防黄老师突然站在了我的身旁,把我吓了一个大跳。
看着我的那两排“正”字,黄老师觉得莫名其妙。
他说你画这个干什么?我的脸色当时干巴巴的,好久才说出话来。
我说画着玩的。他就斜着眼睛审视着那两排“正”字,然后把眼光停在“正”字前边的那两个日期的上边。
他说你这记的不会是你打瞌睡的次数吧?
我没有回答他。他又看了看,最后又自己否定了。他说打瞌睡怎么又记两个日期呢?什么意思?
我又说了一声是记着玩的。
他却笑了笑,然后晃了晃脑袋。他说你在说谎。
就那一个谎字,吓得我全身冒着虚汗。我当时好怕,我怕他什么都知道了。好在他说完就往前走去了。

“嗯,是的。”她说,“母亲问他要什么礼物,他说要背带短裤。”
是这样,我说。
据她介绍,那时她父母关系比较融洽,至少已不再半夜里高声争吵或父亲几天生气不回家了,而父亲有外遇的时候那种情况是有过几次的。
“他那人性格不错,工作也能干,只是男女关系上不很检点。”她语气平淡,像在说别人父母似的,以致一瞬间我还以为她父亲已经去世,其实是还活得挺精神的。
“但当时父亲年纪已相当不小了,那类争吵也已停下了,看上去满可以和睦地过下去。”
然而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一帆风顺。母亲把原定在德国逗留十天的日程几乎没打一声招呼就延长到一个半月,好歹回国也再没回家,一直寄住在大阪另—个妹妹家里。
事情何以至此,无论作为女儿的她还是身为丈夫的父亲都无从理解。因为,这以前夫妻间尽管闹过几次别扭,但她母亲表现出很强的忍耐力——有时忍耐得甚至令人怀疑她未免缺乏想象力——基本上以家庭为重,且很溺爱女儿。所以,对于她不回家连个招呼也不打,父女俩全然摸不着头脑,甚至闹不清到底正在发生什么。她和父亲往大阪的母亲妹妹家里打了几次电话,但母亲几乎不接,连探听其真意都不可能。
弄清母亲的真意已是她回国两个月后的九月中旬的事了。一天她突然往家打来电话,对丈夫说“这就把离婚手续所需文件寄过去,你签字盖章后再寄回来”。父亲问到底因为什么,母亲当即回答“因为对你已不怀有任何形式的爱情”。父亲问有无双方靠拢的余地,母亲断然地说根本没有余地。
此后两三个月时间父母用电话反复问答、交涉、试探。最终母亲寸步不让,父亲最后也只好同意离婚。一来父亲由于过去的诸多事情而心虚理亏,无法采取强硬态度,二来他性格上原本就无论对什么都倾向于适可而止。
“我觉得自己像因此受到了很大打击。”她说,“但打击并不单单来自离婚这一行为本身。那以前我就几次猜想两人可能离婚,精神上有所准备,所以如果两人以极为正常的形式离婚,我恐怕不至于怎么困惑,也不会深受创伤。明白?”
我点点头。
“那之前我始终站在母亲一边,母亲也是信赖我的,我想。不料母亲却连个像样的解释也没有便像同父亲联手似的把我抛弃了。我觉得这点对我的打击异常沉重,那以后很长时间里我都不能原谅母亲。我给母亲写了很多封信,要求她就一大堆事情明确做出解释,可母亲对此什么也不肯说,连想见我都没提过。”
她见到母亲已经是三年以后的事了。有个亲戚的葬礼,在那里两人总算见了面。她大学毕业靠教电子琴维持生计,母亲在一所英语补习学校当老师。
葬礼结束后母亲向她挑明:“以前之所以什么也没对你说,是因为不知到底怎么说好。连我自己都把握不好事情的进展。不过归根结蒂起因在于那条短裤。”
“短裤?”她和我同样愕然反问。她原本想定再不和母亲说话,结果好奇心压过了愠怒。她同母亲仍然一身丧服就一起走进附近一家咖啡馆,边喝冷茶边听母亲讲短裤。
卖背带短裤的店位于距汉堡乘电车需一个小时的小镇上,是母亲的妹妹给查到的。
“德国人都说买背带短裤那家店最好,做工非常考究,价格也不很高。”妹妹道。
母亲一个人乘上电车,为给丈夫买背带短裤来到那座小镇。她在列车单间同一对中年德国夫妇坐在一起,用英语闲聊。她说自己准备去买背带短裤送礼,那对夫妇问打算去哪里的店。她告以店名,两人异口同声说那家店最好,万无一失,这使得她越发下定了决心。
那是初夏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下午。穿过小镇的河流奏出潺潺的水声,岸边的野草随风摇着绿叶。铺着鹅卵石的古老街道画着徐缓的曲线无休止地伸展开去,到处都可见到猫的姿影。她走进第一眼看到的小咖啡馆,午餐吃乳酪饼,喝咖啡。街景优美,一派幽静。
喝罢咖啡,正在逗猫玩,咖啡馆主人过来问她往下去什么地方。她说是来买背带短裤的。主人拿来便笺,把那家店的位置画给她。
“谢谢。”她说。
一个人旅行是何等美妙啊,她走在鹅卵石路上感叹道。想来,这是她五十五年人生中最初的单独旅行。一个人来德国旅游,这期间她一次也没感到寂寞、惶怵和无聊。所有的风景都那么新鲜,所有的人都那么亲切,并且这一个个体验都在唤醒她体内蛰伏而从未启用的种种感情。这以前她生活中一向视为珍宝的许许多多——丈夫、女儿、家庭——现已远在地球的另一侧,她完全没有必要为之操心和烦恼。
背带短裤店很快找到了。一家古旧的小店,没有橱窗,没有时髦招牌,但从玻璃窗往里窥看,只见背带短裤齐整整地排列着。她推门进到里边。
店内有两位老人在劳作,两人一边小声交谈,一边量面料尺寸或往本子上记什么。用布帘隔开的里间看样子是个满大的作业间,从中传出单调的缝纫机声。
“有什么事吗?太太?”高个子老人起身用德语打招呼。
“想买条背带短裤。”她用英语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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