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声经久不息 ,掌声经久不息的段子,经典美文网

“一定一定。”她殷殷答应,“你也一定要去我那里呀。”
“一定一定。”
沉默。
“饿不饿?渴不渴?那边卖有吃的。”我笑道,“来这儿可别委屈。”
“我才不生分呢。倒是你,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别光顾着照顾我。”她忙说。
互相的谦让已经显出几分生分了。
“爸妈身体还好?”——忽然想起,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问这个问题了。
“还好,”她的口气稍稍迟疑,“就是都有点儿高血压。”
“那一定要注意呀。”我的心里一阵轻松。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谈话点儿。——我的母亲曾经患过高血压,我在高血压方面的知识几乎等同于半个专业医生。
我们谈了足足有十二分钟的高血压。
发车时间终于到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牵手,款款深情地揽肩,你给我掸尘土,我帮你抿头发,及尽了朋友间的肢体语言来为离别的氛围助兴。
时间到。有乘客催车。售票员不耐烦地解释:“还要再等上几分钟,有个人约好了要来坐这趟车的。”

时间久了,才知道钱阿姨的妹妹也有“枪手”,是她女儿,跟我年龄相仿,后来去江西插队。有一阵,我们同病相怜,通信中会插入画外音,弄得钱阿姨直纳闷儿。
钱阿姨虽不识字,但“解放脚”,不甘落后,可要跟上这多变的时代不那么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会变得可疑,特别是在文化革命的动荡中,甚至有政治风险。
1958年夏,“大跃进”宣传画出现在毗邻的航空胡同砖墙上。那色调让夏天更热。在变形的工人农民代表的焦灼注视下,过路人全都跟贼似的,六神无主。可对孩子来说,那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过节。
秋天到了,在我们楼对面那排居委会的灰色平房办起公共食堂。钱阿姨响应党的号召,撂下我们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转身飘飘然进了食堂。她简直变了个人儿,眉开眼笑,春风得意。一度,浓重的扬州口音飘浮在混杂的普通话之上,不绝于耳。
钱阿姨仍住在我家,对我们却爱搭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约在先,还是单边决定?那架式有随时搬出去的可能。我们仨全都傻了眼,别无选择,只能跟她去食堂入伙。我很快就体会到钱阿姨的解放感——独立,无拘无束,集体的空间和友情。
食堂没几个月就垮了。钱阿姨脱下白大褂,戴上蓝套袖,回家生火做饭。她整天哭丧着脸,沉默寡言,时不时站在窗口发愣,背后是炊烟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后,老天爷又跟她开个玩笑。1966年夏,文化革命爆发。钱阿姨起初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直到一个红八月的早上,她一跃而起,身穿土黄色军装(有别于正统国防绿),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带,风风火火,把家门摔得砰砰响。她处于半罢工状态,不再按点开饭,填饱自己肚子时顺便把我们捎上。那一阵她忙着跳“忠字舞”,参加居委会的批斗会,背语录——她的困难是不识字,扬州话还绕口。那年钱阿姨43岁,或许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后挣扎,或许是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可没多久,钱阿姨急流勇退,脱下军装,翻出藏青小袄,像更换羽毛的鸟,准备过冬。到底有何难言之隐?不知道,但可以想象:当一个小人物冲向大时代,有多少伤害埋伏左右?
父亲的单位里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声称雇保姆是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张,当晚与钱阿姨紧急商量,请她暂避,并承诺养老送终。钱阿姨若无其事,早上照样用篦子梳头,盘好发髻。几天后,她为我们做好午饭,挎着包裹搬走了。最初还回来看看,久了,从我们的视野淡出。忽然传来她跟三轮车夫结婚的消息,在那处变不惊的年代,还是让我一惊。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骑车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终于找到门牌号码。那是个大杂院,拥挤嘈杂。有孩子引路,钱阿姨一掀门帘,探出头。小屋仅四五平方米,炕占去大半,新换的吊顶和窗户纸。钱阿姨把我让到惟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乱,说话磕磕巴巴的,终于问起她的婚事。
老头子上班去了,她说。表情木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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