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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前后,康诺特的一个城里有许多策划争取爱尔兰独立的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当时的伙伴中间,有些人如今仍旧健在,从事和平的工作;有些人说来也怪,目前在海上或者沙漠里为英国旗帜战斗;还有一个最勇敢,拂晓时分在一个军营的场院里被那些睡眼惺忪的士兵枪决了;再有一些(并非最不走运的)在内战默默无闻甚至几乎是秘密的战斗中找到归宿。我们是一伙拥护共和、信奉天主教的人,我想我们还是浪漫主义者。在我们看来,爱尔兰不仅有难以忍受的现在,有乌托邦似的将来,它还是一个辛酸而可爱的神话;有圆塔,有红色的沼泽,是帕内尔(爱尔兰政治家,反抗英国统治、主张爱尔兰自治的领袖之一。)的反抗,是歌颂盗牛的史诗,那些牛有时是英雄的化身,有时又是鱼和山的化身……一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成员,一个名叫约翰.文森特.穆恩的人从芒斯特省来到我们这里。
他年纪不到二十岁,又瘦小又窝囊,像无脊椎动物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他带着死心眼的狂热熟读了一本不知什么名字的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无论谈论什么问题,总是用辩证唯物论来下结论。你有无数理由可以厌恶或者喜欢一个人,穆恩却把全部历史归纳为肮脏的经济冲突。他断言革命注定要胜利。我说仁人志士应当力挽狂澜,站在失败的一方……已经很晚了,我们从走廊、楼梯一直争论到街上。给我深刻印象的不是穆思的观点,而是他那不容置辩的声调。这个新来的同志不是在讨论问题,而是带着轻蔑和愠怒在发号施令。
我们走到市区尽头,周围的房屋稀稀落落,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使我们大吃一惊(在这前后,我们经过了一家工厂或者一座军营的围墙)。我们赶紧拐进一条土路。一个士兵从着火的棚屋里出来,映着火光,身躯显得特别高大。他厉声吆喝,叫我们站住,我加快了脚步,我那个伙伴却没有跟上来。我转过身,只见约翰.文森特.穆恩吓得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我马上再往回跑,一拳把那个士兵打倒在地,使劲推推文森特.穆恩,狠狠骂他,叫他跟我走。他吓瘫了,我只得拽住他的胳臂拉着他跑。我们在火光四起的黑夜里夺路而逃,背后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穆恩的右臂给一颗子弹擦过,我们逃进小松林时,他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那一年,1922年秋天,我在贝克莱将军的乡间宅第驻防。将军当时在孟加拉担任不知什么行政职务,我从没有见过他。那座房屋盖了还不到一百年,但很破败阴暗,有许多曲折的走廊和无用的前厅。古董摆设和大量藏书占据了底层:那些书百家争鸣,互不相容,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正好代表了19世纪的历史;波斯尼沙普尔的腰刀缓和的弧线上仿佛还遗留着古战场的风声和残酷。我记得我们是从后院进屋的。穆恩嘴唇颤抖干燥,喃喃地说那晚的经历很有趣;我替他倒了一杯茶,包扎了伤口,发现他挨的那枪只擦破了一点皮肉,没有伤筋动骨。突然,他迷惑不解地说:
“可是你冒了很大的危险。”

是在一次笔会上认识那个男孩的。第一个晚上,月光泼泼溅溅得满山都是。她倚着靠山的栏杆,把自己放在月光里去,听着远远舞会里的舞曲人声。这时,听见他从她身边走过,停一停,低低吟了一句:“几处吹茄明月夜。”她惊得直起身来:莫非他听得见她心里的声音?
他们以后就总是这样:一句话,她说了上半句,他便很自然地接出了下一半。笔会结束后,他们回到了各自的城市,却仍旧借助电话与邮递员,谈诗说文,谈天说地,然后谈情说爱,终至于–谈婚论嫁。
不自觉地将男孩的信揉成了一团,她整个人都愣住了。也许,她一直都知道有这样的结果,只是……她看见丈夫在电脑前专注的身影,已经开始了中年的微胖–他怎么办?
男孩不断地催问。每次见到男孩,她都下决心回家后立刻对丈夫摊牌。可是,怎么说出口?他对她,一直是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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