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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一次听到他说自己是劳伦斯·J.费根,他也知道,因为他瞪了我一眼。有人问他姓名时,他总是说拉里·费根。
“费根先生,我很喜欢《新闻报》,”老太太说,她在室内部的一片混乱中倒是很镇静。“每天晚上不看就不知道该干吗。”
“谢谢您,夫人。”拉里说,“非常感谢。”
“我想知道您能不能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做点什么,”老太太又说,脸上露出了微笑,“要么得说,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很乐意尽我所能,夫人。”拉里回答道。任何人从电影中对报纸内部编辑有了印象的人,都绝对不会相信有哪位竟能像拉里这样彬彬有礼。
“嗯,费根先生,做人口普查的人一直没有来找我——就是这件事。”老太太说,她突然显得沮丧。
“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夫人。”拉里说。
“费根先生,您记得你们登过一篇文章——哦,你们登过好几篇文章——在报纸上,关于人口普查的。”她说,“那些文章很有意思。我爱读《新闻报》。你知道,我一个人住,费根先生。我的孩子们都在加利福尼亚。当然,他们都成家了——可我并不是想告诉你这些。”
  “没关系,夫人。您说人口普查怎么了?”拉里问。
  “是的,费根先生,关于人口普查。”老太太说,“有一个星期天,你们登了一篇关于人口普查的长文章,里面有他们来人口普查时会问的全部问题。文章里还提到那个人记下一个名字和记下那么多问题的答案会挣多少钱。”
  “对,夫人,我记得我们的确登过那样一篇文章。”拉里说。
  “嗯,费根先生,”她说,“我本来想我要为那个人把什么都准备好等他上门,那样会帮助他那一天多去普查几个名字——不论他哪天来——因为我会完全准备好了,不会占用他太多时间。”
  “那样做真是好心啊,夫人。”拉里说。他眼睛眨得太快,我看得出,那位老太太所做的事打动了他。
  “费根先生,我等了一天又一天,一直没人来,”老太太又说,“一直没人来问我那些人口普查的问题。我想我给漏掉了。”
  “现在已经全部结束了,人口普查那件事。”拉里气馁地说。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
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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