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狠地幸福 ,那个凶丫头,你一定要狠狠的幸福,经典美文网

就是在这段期间,我记得有次我爸爸把我领进了睡房,让我坐在床上,跟我说我可能得去拉弗恩姑妈家住段时间。我当时想不通我做了什么,会导致我得离开家生活。可是不管怎样,这件事——无论是什么引起的——多少说来还是取消了,因为我们还是在一起住,我不用去跟我姑妈或者别的任何人一起住。
我记得我妈妈把他的威士忌倒进水池。有时候她会全倒出来,有时如果她害怕给抓到,会只倒一半,然后往剩下的酒里掺水。有一次,我自己尝了点他的威士忌,很难喝的玩意儿,我现在还不明白怎么竟有人喝。
我们家很久都没有汽车开,最后终于有了一辆,在1949年或者1950年,一辆1938年出厂的福特车,可是买后不到一星期就断了根活塞杆,我爸爸不得不让人把发动机大修了一次。
“我们开的是市里最旧的汽车。”我妈妈说,“他花那么多钱去修车,我们本来可以用那钱买辆卡迪拉克。”有一次,她在车内的地上发现了一枝唇膏,还有一块花边手帕。“看见了吗?”她跟我说,“是哪个浪货忘到车上的。”
有次我看到她端着一平底锅温水进了睡房,我爸爸在里面睡觉,她把他的手从被子里拉出来按在水里。我站在门口看,纳闷她是在干吗。那样会让他说梦话,她告诉我,她需要知道一些事情,她觉得我爸爸肯定有事情瞒着她。
我小时候,每隔一年左右,我们会搭乘北岸有限公司的火车穿过喀斯喀特山,从雅基马到西雅图,住在一间名叫万斯旅馆的地方,我记得吃饭是去一间名叫“就餐铃”的小餐馆。有一次我们去了伊瓦尔多亩蛤蜊餐馆,喝杯装的蛤蜊温汤。
1956年,也就是我即将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爸爸辞了雅基马那间锯木厂的工作,跳槽去了切斯特镇,那是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个锯木厂镇。他之所以跳槽,给出的理由是在这间新的锯木厂,每小时工资更高,另外还有个不太明确的承诺,即再过几年,他有可能接任锉工的头儿。可是我想主要是我爸爸心里不踏实了,只是想换个地方试试运气。在他眼里,在雅基马的生活有点太平淡。另外之前一年,在半年时间里,我的祖父母都去世了。
但是就在我毕业前没几天,我和我妈妈收拾好东西搬到了切斯特,我爸爸用铅笔写了封信,说他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他不想让我们担心,他说,可是他在锯上把自己弄伤了,也许有一小片钢屑进到了他的血液里。反正是出了什么事,他不得不误工,他说。就在同一封信里,那边的一个人附了张没署名的明信片,跟我妈妈说他快死了,他在喝“劣质威士忌”。
我们到了切斯特时,我爸爸住在公司的一座拖车式活动房屋里。我一下子没能认出他,我想有一阵子,是我不想认出他。他皮包骨头,颜色苍白,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他的裤子老是往下掉,他看上去不像我爸爸。我妈妈哭了起来,我爸爸搂着她,茫然地拍着她的肩膀,好像不明白这都是怎么回事。我们三个人都住在那座拖车式房屋里,我们尽量照顾他。可是我爸爸病了,也完全没有好转。那年夏天还有秋天的一部分时间里,我跟他一起在那间锯木厂工作。我们会早上起床,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吃鸡蛋和吐司,然后带着午餐桶出门。我们会一起在早上八点钟走进大门,直到下班时,我才会再次见到他。11月时,我回到雅基马,好跟我女朋友离得更近,当时我决心要娶这个女孩。
他在切斯特镇那间锯木厂一直干到来年2月,最后他干着干着就垮掉了,他们把他送进医院。我妈妈问我能不能过去帮忙,我坐上一辆从雅基马开往切斯特镇的公共汽车,打算开车把他们拉回雅基马。可是这时,除了身体有病,他还神经失常,不过当时我们都不知道那样称呼。回雅基马的整个一路上,他都不说话,甚至直接问他什么事(“你感觉怎么样,雷蒙德?”“你没事吧,爸爸?”),他也不说话。他不表达什么,真的表达时,是动一动头或者把手掌掌心朝上,似乎说他不知道或者无所谓。一路上以及后来快有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唯一一次开口,是在我沿着俄勒冈州的一条砂砾路飞驰时,汽车的减震器松了。“你开得太快。”他说。
回到雅基马,有位医生一定要我爸爸去看一位心理医生。我妈妈和我爸爸只得去申请救济——当时是那样叫的——国家出钱让他看心理医生。那位心理医生问我爸爸:“谁是总统?”问的问题是他能够回答的。“艾克。”我爸爸说。然而他们还是把他关到了山谷纪念医院的五楼,开始对他实行电击疗法。我当时已经结婚,就快有孩子了。我的妻子生第一胎进了同一间医院时,我爸爸还被关在那里,只比我妻子高了一楼。我妻子分娩后,我上楼去告诉我爸爸这个消息。他们让我走进一道铁门,指给我去哪儿找他。他坐在一张沙发上,大腿上搭着一条毯子。嗨,我想,我爸爸这到底是怎么了?我坐到他旁边,跟他说他当爷爷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感觉像是个爷爷。”他就说那么多,没有微笑,也没有动。他跟别的很多人在一间大屋子里。后来我拥抱他,他哭了起来。

我记下上面所写的故事,突然间我从中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她什么也没有做,她没有自卫——竟是这样。人们不得不通过那个水厂雇员来了解这件事。既然她没有要求他不要断水,所以他没有理由不切断供水。必须弄明白的是不是这点?这真是一个令人发狂的故事。
我继续说下去。让我仔细看一看。她没有对水厂雇员说她还有两个孩子,因为那两个孩子他是看到的,也没有说夏季炎热,因为他本人也生活在夏季,这样炎热的夏天。所以她就让断水人走了。剩下她单独一个人同两个小孩留在一起,有一段时间,随后,她就到村里去了。她找到她认识的一家小酒店。人们不知道她在小酒店和酒店老板娘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老板娘是否说起过什么,我也不知道。她没有讲到死。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也许她对她讲到那件事,但她要自杀,杀死她两个孩子和丈夫,还有她自己,她没有说。
新闻记者也不知道她对那家小酒店女店主说过什么,因此对这一件事就没有专门报道。根据“事件”当时情况,我的理解是:那个女人在决定一家人都死之后,带着两个孩子先从家里走出,她的目的是什么,人们并不知道,想必是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死前必须做必须说的什么。
在这个地方,我就把这个故事空白无声的部分,即断水之后和她从小酒店出来这一段时间给复原了。也就是说,我借助这种深沉的沉默展开成为文学。正是这一点使我有所推进;正是这一点,让我切入历史,进入到故事之中,否则我仍然是停留在外部。她本来也许想等她丈夫回来,告诉他决定一死这个消息。但是没有。她到村里去了,到镇上小酒店走了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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