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了坏掉的h ,呜呜太深了要坏掉了h,呜呜两个一起玩会坏的,呜呜要坏

但几乎马上,事情又有了转机。莉娅说虽然我不能下到她家去,但她上到我家来却应该是可以的。我被突如其来的兴奋冲昏了头脑,傻乎乎地同意了。紧接着,我关上窗户,在屋里飞也似的走来走去,用脚把满屋子的杂物推在一起。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晚是怎么一种情况了。事实上,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每一个晚上差不多都一模一样。无论如何我也分不清这一晚和那一晚有什么区别,一点儿也分不清。
莉娅敲门的时候声音响亮,带着些许犹疑不定的意思,很有诗歌的美感,开始的一段流露出她特有的单纯甜美,结束的那一下有时又能让人听出她这个年龄上大多数女孩都有的那种天真烂漫。每次跑去给她开门,还没跑到,我就已经被崇拜与幸福醉倒一半了。
我们在门口故作正式的握握手,然后莉娅便走进来,习惯性地走到靠窗的位子上,等着我们的谈话开始。
她的英语和我的德语一样不忍卒听,但有时候我还是会说起德语,她还是会说起英语,好在其它时候我们的交谈总算是比较悦耳。
“嗨,你好吗?”我先说道。我从不用同一句话问候莉娅两次。
“我很好,歇歇你。”莉娅红着脸回答。她总是会脸红,就算我不看她也一样,她就是会脸红。
“天气很好,是吧?”我才不管外面是下雨还是怎么的。
“是。”她也不管。
“呃,你今天去看电影了吗?”我最喜欢问这个。莉娅一星期有五天都得在她父亲的化妆品工厂里工作。
“没有。我要在父辛的工厂里帮忙。”
“哦,对对,我忘了。那儿还不错吧?”
“没什么意思。工厂很大。工人很多,都在里面跑来跑去的。”
“嗨,那可糟透了。”
“对了,来杯咖啡怎么样?”我又说。
“我吃过饭了。”
“我知道。喝一杯吧。”
“歇歇。”
于是我就站起来,把一张小桌子——这张桌子我既用来做书桌又用来放杂物——上的一堆堆笔记纸、鞋架、烘干机还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挪开。然后我把咖啡壶的插座插上,还显得很博学地说:“咖啡对人有好处。”
我们一般每人喝上两杯咖啡,相互传递着奶油和砂糖,一边打趣似的说我们就像出殡时一起分发白手套的那些棺材工。莉娅经常会带些蛋糕过来。蛋糕用蜡纸马马虎虎地包着。一进起居室,她就如释重负地把它们卸下,往我左手里一塞。我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囫囵吞下去。之所以用“囫囵”这个词首先是因为她在旁边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想吃东西的感觉,其次是因为我总觉得吃她家来的东西之前最好是掂量掂量,别把化妆品也给吃下去——这纯粹是庸人自扰。
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不怎么说话。一直到喝完以后交谈才从刚才被打断的地方重新开始——更多的时候是另找话题。
“呃,窗子——呃,我是说——你冷吗?”我会关切地问。
“不!我挺暖和的,歇歇你。”
“你不冷就好。你父母身体如何?”我好像经常问她父母的健康状况。
“他们挺好,歇歇。”照她的说法,她父母一向身体棒的不得了,虽然她妈妈得肋膜炎已经有两个星期了。
有时候莉娅也会为我们的谈话找话题,而且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个。不过她自己觉不出来。她自认为她的英语还不错,说话的时候既不会重复也很少犯错误。她老问我:“你今天上午过得怎么样?”
“你说我的德语课?哦,呃,很不错,对,很不错。”
“学的什么?”
“学的什么?呃,强——怎么说来着——强动词,强变化动词。很有意思。”
要是把我和莉娅糟糕的谈话内容在这里一一列出来,我估计能写满好几张纸,可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们的交谈里找不出一句实在内容。近四个月以来,我们在一起干坐了有三十或者三十五个晚上,谁都不说话。一到这种漫长又难熬的时间,我就想,如果我死之后要进地狱,那么最有效的惩罚就是坐在一间小屋子里——冷也好,热也好,都行,但一定得非常非常通风——把我和莉娅的谈话内容重放一遍,而且要用纽约扬基队主场体育馆那种声音可以覆盖全场的扩音大喇叭。
有一天晚上我实在没办法了,就给莉娅数了一遍美国建国以来所有的总统:林肯、格兰特、塔夫特,还有剩下的那些,尽可能符合时间顺序。
又有一天晚上,我给她讲了讲美式足球,用德语讲的,说了至少一个半小时。
还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想给她画一张纽约市地图。她当然没要求我这么做,而且上帝作证我以前从来没产生过给任何人画地图的傻念头,何况我也不会画。但我还是画了——连美国海军也阻止不了我这股冲动。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原属于麦迪逊大街的地方填的是莱克星顿街。后来我也没管它,就这么算了。
再有一次,我给莉娅念了一段我自己写的剧本,题目叫《他不傻》。剧本写得是一个来自牛津的年轻人,英俊帅气、镇定沉稳、自由散漫又活力四射——很像我自己——因为涉嫌一件疑点重重的罪案而被苏格兰场传唤。案子是这样的:一位名叫法恩斯沃斯的女士——机智幽默,嗜酒如命——每个星期二都会收到一个装有一根她被绑架的丈夫的手指的邮包。那次我给莉娅念的就是这个剧本,还小心地跳过了所有描写性爱的部分——不用说,这大大破坏了整部戏剧的效果。读完之后,我支支吾吾地向莉娅解释说这部剧本“尚未完工”。莉娅看上去很是理解。更重要的是,她似乎想告诉我,我刚刚念给她的这个剧本完全可以用完美来形容……她坐在靠窗的那个位子上,看上去美极了。
可我终于还是纯属偶然地得知,莉娅有一个未婚夫,不过不是莉娅告诉我的。这种事当然不可能在我俩单独相处的时候提出来。
和莉娅熟识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在维也纳著名影院施维登基诺拥挤的大厅里撞见了她。那还是我头一次在她家阳台和我家起居室以外的地方看到她。她挤在一群平庸呆板的人中,看上去优雅美丽,令人痴迷。于是我干脆先不买票,过去和她说两句话。但就在我艰难地踩着无数人的脚挤过大厅的时候,我发现她并不是一个人。一个男的站在她身旁,而且从年龄来看绝对不可能是她的父亲。
突然间看到我,莉娅明显有点慌乱。她强打精神为我们俩做了个介绍。她的这位护花使者头上歪戴着一顶圆帽,脚后跟一磕,捏了捏我的手算是打招呼。我很是傲慢地冲他笑了笑。他倒不是那么气势汹汹的,态度不温不火。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奥地利人。
我们三个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了几分钟,然后我找了个借口告退,回到买票的地方,排在队伍的最后面。电影放映期间,我起来坐下好几趟,沿着座位间的过道找了半天,最后也没再看见那两人。顺便说一句,那部片子是我看过的最烂的,糟糕透顶。
第二天晚上照例喝咖啡的时候,莉娅红着脸告诉我,我在施维登基诺电影院看见和她在一起的年轻人是她的未婚夫。
“我父辛打算等我十七岁的时候给我办婚事。”莉娅说,两眼盯着门把手。
我简单地点了点头。爱情上的错误和英式足球里的犯规一样,不是每一个都会立刻被觉察到。我清了清嗓子,问:“呃,麻烦再说一遍,他叫什么名字?”
莉娅又说了一遍——可我还是没怎么听清。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名字长得吓人。我怎么听怎么觉得这个名字确实很符合那小子歪戴帽子的邋遢形象。我给我们两个添了点咖啡。紧接着,我猛地站起来,取出我那本德英词典,查了几个词。查完后我问莉娅:“你乐意结婚吗?”
她没看我,慢吞吞地回答:“我不知道。”
我又点了点头。她的回答对我而言有如一颗定心丸。好一会儿,我们俩坐在那儿,彼此不敢去看对方。等我把目光再转回到她身上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她是那么光彩照人,让我一时喘不过气来。冲动之下,我几乎是喊着说:“你知道吗?你很漂亮。”

布奇虽然不爱说话,却很乐于帮助别人。这一点使他赢得了不少莫逆之交。据他的朋友说,他母亲生他时难产死了。5岁那年,他家乡闹水灾,大水一直漫到天边。他坐在一块木板上,他的父亲和几个哥哥扶着木板在水里游着。他眼看着一个个浪头卷走他的生命之舟旁的几个哥哥,当他看到陆地的时候,父亲的力气也用完了。他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他活泼的眼神从此变得呆滞了,他的眼前似乎总是弥漫着一片茫茫的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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